从《牛来》到“烂片朝圣”：墨家如何看懂极端值、注意力与价值错位
一部电影，最怕什么？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怕被骂。
但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反常识的答案：
真正可怕的，可能不是被骂，而是没人谈论。
最近的动画电影《牛来》，恰好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它最初几乎无人问津，票房只有数千元量级。随后，因为制作水准、票房表现以及网友的大量讨论，它被推入公共舆论场。越来越多人抱着“到底能是什么样”的心态买票，事情很快发生逆转。
截至2026年8月18日，猫眼专业版实时页面显示，《牛来》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000万元。也就是说，它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几乎没人看”到“很多人专门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的变化。
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
《牛来》到底是不是烂片？
我也不准备在这里替它下这个结论。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被大量负面评价包围的东西，反而有可能因为这些负面评价获得更多注意力？
再往深一点说：
当“差”本身变得足够突出，它为什么会从缺点变成传播资产？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电影消费。
往深处看，却涉及今天整个互联网社会的注意力逻辑。
而如果借墨家的方法来看，它至少涉及三个东西：
类、故、法。
也就是：
这究竟是什么现象？
它为什么发生？
我们应该拿什么标准判断它？
一、“烂到有趣”，其实不是今天才有
先说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
所谓“烂片朝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电影学术语。
它更像中文互联网对一组相互交叉的文化现象的概括。
电影研究里，与之有关的概念很多，包括 so-bad-it’s-good、trash cinema、cult film、paracinema，以及 Cinemasochism 等。
其中，D. R. Carter在2011年收录于研究文集中的一章就叫 Cinemasochism: Bad Movies and the People Who Love Them，重点讨论的正是人为什么会主动观看通常意义上被认为“很差”的电影。
但这件事远比“有人喜欢烂片”复杂。
1970年，亚历杭德罗·佐杜洛夫斯基的《鼹鼠》在纽约埃尔金影院的午夜放映，被认为对后来“午夜电影”文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烂片，而是一部怪异、小众、超现实且难以进入主流发行体系的作品。
真正有意思的是观看方式。
你半夜跑到一家影院，看一部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看的电影。
结果到了现场，发现还有几十个人跟你做了同样的决定。
电影还没有开始，某种关系已经建立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
这就不再只是消费一部电影。
它开始制造身份。
到了《洛基恐怖秀》，这种事情变得更加明显。
影片1975年上映后商业表现并不理想，1976年转入纽约Waverly Theater午夜场之后，逐渐形成观众对着银幕接台词、穿角色服装、使用道具甚至现场表演的参与传统。影片官方影迷资料也把1976年4月的Waverly午夜场视为其观众参与文化的重要起点。
注意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电影没有变，观众改变了电影的“使用方式”。
原来电影是作品。
后来电影变成了一个社交接口。
原来买票是为了获取内容。
后来买票还为了获得一种经历：
“我参加过。”
这就是理解今天所谓“烂片朝圣”的第一把钥匙。
很多时候，人买的已经不只是内容质量。
买的还是：
谈资、身份、共同经历和进入某个群体的门票。
二、为什么人宁愿看“最差”，也不愿意看“有点差”？
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消费者心理学研究。
Evan Weingarten、Amit Bhattacharjee和Patti Williams发表于《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的研究，通过12项预注册实验、共5393名参与者发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一些娱乐消费情境中，人们确实可能主动选择自己预期会“很差”的选项，而且那个“最差”的选项，有时会比质量稍好但平庸的选项更有吸引力。
为什么？
因为差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得到的已经不是原本那种消费价值了。
它产生了另一种价值：
荒诞。
意外。
幽默。
围观。
讲给别人听的故事。
但研究同时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
这种偏好更容易出现在后果较轻、成本较低的消费中；一旦事情具有实际后果、金钱成本明显增加，或者人们追求的是实用目标，这种“越差越有趣”的偏好就会明显减弱。
这一点特别关键。
假如一家餐厅号称：
“难吃到突破人类极限。”
你也许愿意花几十块钱去体验一次。
但如果一家医院说：
“我们的手术成功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没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打卡的特色。
因为前者可以转化成娱乐。
后者直接产生现实损害。
所以，“烂到极致反而有趣”从来不是说：
差就是好。
而是说：
当失败本身足够异常，同时失败造成的实际代价又很低时，失败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娱乐资源。
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墨家的判断方式了。
三、墨家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只看“名”，不察“实”
《墨子·小取》谈“辩”的作用，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明是非之分……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这句话特别适合今天的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
名先跑出去，实还留在后面。
“神作”。
“烂片”。
“年度最差”。
“封神”。
“史诗级翻车”。
“天才”。
“骗子”。
这些都是“名”。
一旦一个足够刺激的名字出现，大量人的注意力就会直接围着这个名字运动。
而真正的“实”是什么？
作品到底什么水平？
制作条件是什么？
创作者到底想完成什么？
观众为什么进去？
进去以后为什么传播？
这些问题反而容易被省略。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直接把《牛来》定义为“烂片”。
不是因为需要给谁留面子。
而是因为从墨家的论证方法看，在没有建立明确判断标准之前，先抢着贴标签，本身就是一种低质量论证。
墨家后期辩学特别重视“类”。
先把类别分清楚，再讨论原因。
而所谓“烂片”，其实至少可以拆成几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有的是预算不足。
有的是技术失败。
有的是审美选择与主流标准不同。
有的是创作者很认真，但完成能力不够。
有的是故意模仿粗糙感。
还有的，不过就是平庸。
这些东西不能混成一类。
因为它们对应的“故”完全不同。
而“故”不同，评价当然也应该不同。
四、真正能成为“朝圣对象”的，往往不是普通的差
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爱看trash film的人，并不是什么烂东西都喜欢。
马克斯·普朗克经验美学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trash film的核心观众往往是高度投入的电影爱好者，其中很多人同时具有明显的艺术电影偏好。
研究者甚至把他们概括为一种“文化杂食者”——他们跨越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进行消费。
更重要的是，他们观看这些电影时经常采取一种非常明确的讽刺性观看姿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平庸的差通常很难成为经典。
因为平庸没有张力。
真正容易形成“so bad it’s good”的作品，往往存在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强烈意图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巨大裂缝。
一个创作者非常认真地想表现宏大、深刻、恐怖、感人。
但最后产生的效果完全跑到了另一个方向。
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失败。
而是：
“他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于是，失败本身变成了叙事。
这也是《外太空九号计划》为什么值得研究。
2026年，英国电影协会在BFI Southbank专门策划了名为 Trash! The Wildest Films You’ve Ever Seen 的电影季。
其中，《外太空九号计划》不仅被放映，BFI还利用国家电影档案馆保存的原始素材制作了一份新的35毫米拷贝，让这部长期被冠以“史上最差电影”之名的作品重新回到大银幕。
这件事特别有意思。
电影史当然会保存最好的作品。
这是正常的。
但是电影史有时也保存极端失败的作品。
反而有一大批：
没有特别成功，
也没有特别失败，
没有形成新的语言，
也没有留下值得讨论的问题，
当年正常上映，
正常下线，
然后消失。
为什么？
因为它们没有形成足够大的差异。
五、互联网真正奖励的，并不是“好”，而是“值得传播”
到了这里，《牛来》的问题就开始超出电影了。
今天大量人仍然潜意识认为：
注意力是价值的奖励。
东西做得越好，所以越有流量。
但真实的信息传播系统没有这么简单。
流量系统首先奖励的不是“价值”。
而是：
信息增量。
什么叫信息增量？
就是一个东西和你的预期差了多少。
一个90分作品拿到95分。
你会觉得：
不错。
一个50分作品拿到55分。
你甚至不会点进去。
但一个作品突然被所有人讨论：
“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事情就不同了。
因为此时传播的核心已经从质量变成了异常。
这正是互联网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极端值天然携带叙事。
冠军有故事。
倒数第一也有故事。
暴涨有故事。
暴跌也有故事。
天才有故事。
离谱同样有故事。
最麻烦的是中间。
不够好。
也没有差得值得研究。
没有冲突。
没有意外。
没有身份标签。
没有一句话就能转述给别人的故事。
于是它非常容易沉没。
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看上去经常越来越“极端”。
未必是现实中的所有人真的变极端了。
也可能只是：
极端内容更容易进入你的视野。
六、但墨家不会因此得出“那就故意做烂”的结论
这是整个问题最重要的分界线。
有人看到这些案例，很容易进一步推导：
既然极端容易传播，
那我故意做得离谱一点不就行了？
既然审丑能够赚钱，
那就批量制造丑。
既然翻车可以获得流量，
那就设计翻车。
如果这么理解，“烂片朝圣”很快就会从文化现象变成商业套路。
但墨家的思维不会停在“它能不能传播”。
墨子提出判断言论与政策时著名的“三表法”：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简单理解：
要看它有没有事实与历史依据；
要看它能不能被现实经验验证；
最后还要看它实际使用以后产生什么结果。
最后一个尤其重要。
用。
墨子判断很多问题，最后都会回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这也是墨家与纯粹流量逻辑最大的区别。
流量逻辑问：
有没有人看？
商业逻辑问：
能不能赚钱？
墨家还要继续追问：
它造成了什么结果？
这三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七、为什么墨子批评“乐”，却不能简单理解成反娱乐？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墨家经常被误解的问题。
墨子有《非乐》。
于是有人会认为：
墨家是不是天然反对娱乐？
并不是这么简单。
墨子真正关心的是社会成本。
当统治者为了大型音乐、宫廷享乐和奢侈活动大量征用资源，而普通人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受到影响，他认为这种事情需要重新计算利害。
所以墨家的问题从来不是：
“快乐道不道德？”
而是：
这种快乐由谁买单？
换到今天同样成立。
一个人花几十块钱，跟朋友看一部奇怪电影，出来一起吐槽几个小时。
这是低成本娱乐。
没什么必须上升到道德高度。
但如果整个平台逐渐发现：
越极端越有流量，
越愤怒越有互动，
越荒谬越容易传播，
于是开始系统性奖励低质量、强刺激、制造对立的内容——
事情就变了。
因为此时产生的已经不仅是个人娱乐。
而是一套社会注意力分配机制。
它会告诉所有内容生产者：
认真未必有回报。
准确未必有传播。
但离谱有。
冲突有。
极端有。
一旦这样的激励被持续强化，我们最终得到的就不只是几部“烂到好笑”的电影。
而可能是一个越来越需要靠极端刺激才能获得注意力的信息环境。
这时候墨家所谓“处利害”，才真正应该出现。
八、《牛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它能火多久
所以我更愿意把《牛来》当成一个观察样本。
不急着赞美。
也不急着围攻。
更没必要因为它票房逆袭，就倒推出：
“市场证明它是好电影。”
市场没有证明这件事。
票房只能证明有人买票。
至于为什么买票，是喜欢，是猎奇，是社交，是跟风，是研究，还是去验证网络上的传言，需要另外分析。
同样，也不能因为大量人在网上吐槽它，就认为：
“所有观众都厌恶它。”
他们可能恰恰因为吐槽而获得了娱乐。
这就是“名”和“实”之间经常出现的错位。
票房是一个事实，但票房的意义仍然需要解释。
这也是墨家“类、故、法”的价值。
先分类。
再求原因。
最后建立判断标准。
而不是看到一个热搜，就急着站队。
九、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们越来越无法忍受“普通”
再往前一步，这件事其实已经跟电影关系不大了。
我们今天正在进入一个很奇怪的时代：
普通越来越不值钱。
一个普通观点，很难传播。
一个普通人，很难获得注意力。
一家正常经营的小店，很难成为打卡地。
一部规规矩矩完成的作品，很容易被算法淹没。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寻找“钩子”。
最贵。
最便宜。
最大。
最小。
最狠。
最惨。
最逆天。
最失败。
最离谱。
这些词为什么越来越常见？
因为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
制造与平均值之间的距离。
但是这里必须再说一遍：
离平均值远，只说明它容易成为信息。
不说明它就是价值。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坐标轴。
你可以极其优秀，所以远离平均值。
也可以极其荒诞，所以远离平均值。
二者都会获得注意力。
但不能因为获得了相似规模的注意力，就认为二者拥有相同价值。
0分不是10分。
只是0分和10分都比5分更容易被人谈论。
十、墨家给今天互联网留下的真正提醒：不要把“众所共见”误当成“事实本身”
墨家有“尚同”。
这个思想经常被简单理解成“大家思想统一”。
其实放回墨子的社会治理问题里，它更重要的一层，是建立共同的是非标准，降低各行其是造成的冲突。
但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平台也会制造一种“尚同”。
一个话题突然占满热搜。
所有人都说它烂。
所有人都说它神。
所有人都开始使用同一个梗。
于是人很容易产生错觉：
既然所有人都这么说，这件事大概已经没有讨论空间了。
恰恰在这里，我们更需要墨家另一面的“察名实”。
共识可以作为事实研究对象，但共识本身不等于事实。
十万人说一部电影很差，可以证明：
十万人正在传播“这部电影很差”这个判断。
但要证明电影究竟哪里失败，还要继续分析作品。
同样。
票房突破两千万，可以证明市场出现了真实购买行为。
但不能直接证明艺术质量。
这就是今天面对热点时最容易丢掉的一层思维。
我们太急于把：
“发生了什么”
和
“这意味着什么”
合并成一句话。
墨家恰恰要求把它们拆开。
结语：流量世界最稀缺的，不是判断，而是判断标准
《牛来》最终会在电影史上留下什么，现在还太早。
它可能只是2026年暑期档一次特殊的网络事件。
也可能成为一个值得以后反复研究的互联网传播案例。
这些都需要时间。
但是它已经提醒了我们一件事。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一种很深的变化：
作品不再完全决定自己的意义。
观众可以重新发明观看方式。
社群可以重新定义一部作品。
算法可以突然改变注意力方向。
吐槽可以形成消费。
失败可以产生娱乐。
坏名声甚至可能成为传播资源。
这当然很有意思。
但真正需要保持警惕的是：
不要因为注意力重新定义了一个东西的传播价值，就误以为它也重新定义了这个东西的全部价值。
墨家讨论“辩”，不是为了让人赢嘴仗。
而是为了：
明是非，
察名实，
求其故，
处利害。
这四件事，放到今天依然很硬。
所以面对下一部突然爆红的“神片”“烂片”“逆天产品”时，不妨少问一句：
“大家都怎么说？”
多问几句：
它到底属于什么？
事情为什么发生？
证据在哪里？
谁从中获利？
谁承担成本？
它创造的究竟是价值，还是只有注意力？
这大概才是墨家留给流量时代最值得使用的一套工具。
被看见，是传播问题。
被记住，是差异问题。
但值不值得，则始终是利害与事实问题。
三者从来不是一回事。
关注墨策先森，分享有价值的身心健康知识（ Ctrl + D 收藏本站/收藏为书签 ）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