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开始改变工作，墨子提醒我们：别把工牌当成人生

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识，往往只需要一句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职业名称看似只是介绍，背后却附带着一整套社会判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交往圈层、生活方式，甚至性格特征。一个原本活泼外向的人，进入纪律严密、层级清晰的组织几年之后，言谈、节奏和处事方式都可能发生明显变化。

这说明，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一种持续塑造人的社会环境。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我们习惯了用职位说明自己，也就容易把职位误认为自己。一旦行业收缩、岗位调整，或者人工智能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流程，人们担心失去的便不只是收入，还有“我是谁”“别人怎样看我”以及“我每天为什么而活”。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AI焦虑，本质上也是一种身份焦虑。

一、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没有社会身份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体面的工作不仅提供生计，还能带来信心、目标感、成就感、积极的人际关系、社会归属和结构化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工作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支付工资，也因为它为一个人安排了时间、关系和意义。

每天几点起床、和谁见面、完成什么任务、怎样评价今天是否有价值，这些问题通常都被工作预先回答了。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熟悉的岗位后，最先出现的未必是经济危机，而可能是生活结构突然松动：

没有会议之后，去哪里见人？

没有绩效之后，如何判断自己的进步？

没有职位之后，又该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99年以德文出版、2000年推出英文版的《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中，讨论了传统终身职业路径走向不稳定、技能可能迅速贬值以及工作社会发生转型的问题。

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稳定感更加具体。

国际劳工组织与波兰国家研究机构NASK在2025年发布的全球指数显示，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所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成式AI影响，其中约3.3%的全球就业处于最高暴露等级。不过，报告同时强调，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工作任务被重新组合和改造，而不是整个职业被简单消灭。

这意味着，我们真正需要准备的，不只是学习一种新工具，而是建立一种不完全依赖职位的自我理解。

而这件事，墨家早已提供了一套极具现实感的方法。

二、“万事莫贵于义”：职位不是衡量人的最高尺度

《墨子·贵义》开篇即言：“万事莫贵于义。”

墨家所说的“义”，并不是抽象的姿态，而是能够落到实际利害上的公共准则。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价值，要看它能否兴利除害、改善真实处境，而不能只看他拥有什么头衔。

这与现代社会常见的身份逻辑并不相同。

现代人容易用“在哪里工作”“处于什么级别”“拥有多少资源”判断一个人；墨家则会继续追问：

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你的知识帮助了谁？

你的能力产生了什么真实作用？

从墨家立场看，职业只是人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人的全部价值。职位可能被取消，行业可能被技术重构，但判断是非、承担责任、帮助他人和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一张工牌失效而失效。

因此，面对AI时代的职业变化，墨家给出的第一条提醒是：

不要把组织暂时授予的位置，误认为自己永久拥有的价值。

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真正可靠的是可迁移的能力

《墨子·尚贤上》中有一句极具现代意味的话：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句话首先打破了身份固化。

所谓“官无常贵”，是说职位本身不应成为永久特权；“民无终贱”，则意味着一个人的出身和当前处境不能决定其终身价值。衡量人的关键，应当是能力、德行以及能否把事情做好。

放到今天看，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职业观。

岗位名称属于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才属于个人。

某个软件可能被淘汰，学习新工具的能力仍然存在；某项流程可能被自动化，理解人、协调关系、判断目标和承担后果的能力仍然重要；某个职位可能消失，但长期积累的行业经验、表达能力和可信度，可以迁移到新的场景之中。

因此，AI时代真正值得经营的，不只是“我现在拥有哪个职位”，而是以下三类能力：

第一，能够跨场景使用的基础能力，例如阅读、表达、分析、协作与判断。

第二，能够持续更新的学习能力，不把某一项熟练操作当作终身保障。

第三，能够得到他人信任的品格与责任感，因为技术可以生成内容，却不能自动替个人承担现实后果。

“尚贤”不是单纯崇拜强者，而是提醒社会和个人：位置应当服从能力，能力应当服务于实际事务。

四、“兼相爱，交相利”：重建工作之外的社会关系

很多人离不开工作，并不是因为热爱加班，而是因为工作提供了稳定的人际网络。

同事、客户、合作伙伴、行业朋友，构成了一个人日常接触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一旦离开组织，这些关系可能迅速减少，孤立感也随之增加。

《墨子·兼爱中》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并进一步说明，爱人者会得到他人的爱，利人者也会得到他人的帮助。

这里的“兼爱”不是要求人对所有人保持相同程度的私人感情，而是反对只承认狭窄圈层的利益。它要求人跨越身份边界，建立互助、合作和彼此有益的关系。

这对现代人的启示是：不能把全部社会关系都存放在公司通讯录里。

除了职业关系，一个人还可以拥有学习共同体、家庭关系、邻里交往、兴趣社群、志愿服务和文化传播网络。

例如，持续研读经典、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整理家族记忆、教授儿童识读古籍、为社区提供知识服务，这些活动未必都能立即转化为职位，却可以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和真实的公共价值。

一个人不必等到出版著作以后，才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写作者；也不必等到获得正式头衔以后，才可以参与国学传承。只要长期阅读、考证、写作和传播，身份便已经在实践中形成。

真正稳固的身份，不是别人一次授予的称号，而是自己长期重复的行动。

五、“节用”不是过苦日子，而是降低身份消费

工作身份之所以令人难以放下，还因为身份通常与消费绑定。

人们需要用服装、住宅、汽车、社交场所和消费品牌证明自己处于某种位置。收入一旦下降，受到冲击的便不仅是生活条件，还有外在形象。

墨家的“节用”经常被误读为一味压缩生活。实际上，《墨子·节用上》强调的是“去其无用之费”，即减少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耗费，把资源用于真正有益的地方。

节用不是拒绝美好生活，而是重新获得生活的选择权。

当一个人的尊严必须由昂贵消费维持，他就会更加依赖职位、收入和他人的评价；当一个人能够分辨真实需要与身份展示，他就获得了面对职业变化的缓冲空间。

因此，墨家的节用观可以转化为一种现代生活原则：

不为证明成功而过度消费，不为维持人设而透支自己，不用物品替代关系，也不用价格替代价值。

降低身份消费，并不是降低人生标准，而是减少外部评价对自己的控制。

六、墨家并不鼓励“躺平”，而是反对无意义的消耗

强调人的价值不等于职位，并不意味着否定劳动。

墨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墨子·非命下》提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这里的“强”，包含努力从事、积极作为之意。

墨家反对的是把人困在虚浮名位和无用消耗之中，而不是反对人通过行动创造价值。

因此，墨学视角下的“后工作身份”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把人生从单一职业轨道中释放出来：

有收入的职业劳动是劳动；

照顾家庭是劳动；

学习、研究和写作是劳动；

保存地方记忆、传授传统技艺、参与社区互助，同样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劳动。

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有没有标准工位，而在于他是否仍在使用自己的能力，回应真实需要，并与他人建立有益的关系。

七、国学传承，不是保存几个古词，而是恢复古典思想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人谈国学传承，容易停留在背诵名句、穿着古风服饰或者展示传统符号。

这些形式当然具有传播价值，但真正有生命力的传承，必须能够回答当代人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活态遗产”，强调传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与今天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教育传承、协作互助和理念传播，是使传统持续焕发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学的传承不应只是解释“兼爱”“尚贤”“节用”分别是什么意思，而要进一步说明：

兼爱如何帮助人重建社会关系？

尚贤如何应对职业变化？

节用如何降低身份焦虑？

贵义如何建立不依附职位的价值尺度？

当古典思想能够进入现代生活，帮助人处理技术变化、身份焦虑、社会关系和公共责任时，它才不是被封存在书页中的知识，而是一种仍在生长的思想资源。

当前，人工智能、数字采集、智能识别和可视化技术已经进入文化传播与遗产保护领域，AI写作、数智出版、数智文博等人机协同形态也在不断发展。技术可以扩大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但内容是否准确、解释是否严谨、价值判断是否可靠，仍然依赖真正理解经典的人。

所以，AI不是国学传承天然的敌人。

真正的风险，是我们只让AI学习大量似是而非的古文解释，却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阅读原典、核对出处、辨析概念并结合现实重新表达。

寄语：工作可以定义一段经历，不能定义完整的人

职位能够告诉别人你暂时在哪里，却不能完整说明你是谁。

墨家提供的不是逃离工作的借口，而是一套比职业标签更稳定的价值坐标：

以“贵义”判断人生方向，不让名位高于原则；

以“尚贤”经营真实能力，不让岗位限制成长；

以“兼爱”建立广泛联结，不让公司成为唯一社会；

以“节用”减少身份负担，不让消费决定尊严。

当工作稳定时，我们认真完成自己的职责；当工作发生变化时，也不至于认为整个人生随之失效。

AI可能改变岗位，组织可能改变名称，行业也可能重新洗牌。但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深度、承担责任的勇气、对他人的善意以及持续行动的能力，不会自动被技术取代。

或许，这正是墨学在今天仍值得被重新阅读的原因：

人的价值，不只在于占据了什么位置，更在于他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个世界减少了什么伤害，又增加了什么真实的利益。